劳拉洗漱完毕，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梳着她那头金棕色的长发。

说实话她有些意外，她以为像老人这样的独居男性，在这栋公寓里是不会有这样多女性生活的痕迹。

或许是贴心的史密斯太太，替她安排好了这一切，但劳拉看着梳妆台镜匣里女孩笑盈盈的黑白色照片，因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太清面容的细节，还有一枚古朴的女士胸针静静躺着，一本灰蓝色的笔记本，封皮上用娟秀却不失洒脱的字迹写着“劳拉日记”。

又或许……劳拉轻轻叹了口气，曾经也有一位名叫劳拉的年轻女性居住在这里。

是老人的妻子？女儿？不得而知。

劳拉没有探究别人生活的心思，有些不愿宣之于口的过往，是回忆里一道深不可愈合的疤，一碰就要鲜血淋漓。而她自己，何尝不是一团乱麻。

她打开行李箱，拿出背包，又从最里面的夹层里掏出铝箔包装的东西来，各色颗粒裹着甜蜜的糖衣，她就着温水吞服下去，感受着颗粒从食道滑入胃部的感觉，长长舒了一口气。

3月31日，第七十九天，劳拉在手机上记录下这个日期。

劳拉抽出夹在书里的书签，这本海伦·凯勒的《走出黑暗》，往日她已经数次拿起，但都未能读下去，或许是因为忙碌，又或许是心境不同了。

她在桌前坐了好一会儿，就着柔和的灯光，认真读了起来。

时间滴滴答答流过去，指针滑向零点，劳拉听见远处传来午夜的钟声，她站起身熄灭了台灯。

身体陷入柔软的被褥当中，仿佛人的意识也在梦境中逐渐沉沦。

夜莺在枝头的啼鸣声减弱，乌云不知何时笼罩了上来，独属于海德堡的春夜在黑暗中渐渐消逝，如同倒置的沙漏，时钟在计时，光阴在退缩，离黎明越来越近了，天光乍亮。

这是1933年4月1日海德堡的清晨。

劳拉被刺耳的闹铃声吵醒，她的脑子尚未清醒，但身体却不受控制地坐了起来，她伸手关掉了闹铃。

接着，她的双脚落到地上，带着她走向了卫生间，一阵水声过后，梳洗完毕，她又回到卧室，伸手脱掉了身上的睡衣，换好衣服后， “噔噔噔”脚步声响起，女孩纤细的身影出现在餐桌前。

劳拉看见自己的双手熟练颠锅煎着鸡蛋，这鸡蛋滋滋冒油，上下颠簸，视线也跟着摇晃起来。

然后下培根，几滴热油溅起落到手背上，她痛得轻轻叫了一声，接着手比脑子还快，清凉的水流缓缓冲刷着被灼烫的皮肤，她一边伸手关了火，一边用布擦干了手。

卧室门开了又关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身后响起，从她身后经过时似乎停了一下，但只留下匆匆一句： “明天……就要入学了，我得今天从海德堡赶回柏林。”

劳拉诧异，她究竟在做什么，又是谁在对她说话？

视线随着身体转动发生了变化，早晨明亮的光线透过白纱洒入室内，照亮了墙纸的花纹，落在了窗侧的圆桌上，上面摆放着一台收音机，这造型古朴得简直就像上个世纪的产物。

等等……劳拉瞪大了眼睛，站在她对面的人似乎对她的沉默感到不解，但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耽误。

“告诉母亲和埃里希我先走了，还有父亲，我……很抱歉。”

劳拉的视线终于落到对面的人身上，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少年，有着高挺的鼻梁和海蓝色的眼睛，非常典型的日耳曼人长相，但这不是劳拉所诧异的。

少年一头柔软的金发，从脖子到耳朵上部之间的头发全部剃光，用梳子把头顶很长的头发从前额梳向后脑，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和明晰的五官，这是典型的普鲁士榛子头。往下，他身穿棕黄色的衬衣，颈间系着黑色的系带，腰间银色的皮带扣闪闪发亮，穿着膝盖以上的黑色短裤，底下是一双直筒袜，踩着一双皮鞋。

虽然劳拉向来对于男性的服饰不甚关注，但当这种形象和打扮出现在她眼前时，她绝对不会把它同那些芝加哥的热血中二足球少年，或者是伊顿公学里骑士精神和体育文化的践行者联系起来。

她听见自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嘴巴不受控制地张合： “瞧，威尔曼，你知道的，一直以来你做什么我都是支持你的，但这次不一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加入青年团，我以为你更喜欢音乐或者文学什么的，家里有我和父亲工作就可以了，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为什么……”

“不一样了，”少年打断她的话， “劳拉，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时代了，现在……你知道的，我得做些什么，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

“但……”

“你放心，我不是一个人，海因茨去年已经入学了，他会照顾我的。”

“可你们……”

威尔曼握紧她的双手，安慰道： “你下个月也要去医院见习了，到时候我们在柏林见。”

她似乎是无话可说了，只能伸手紧紧抱住对方，但少年只是用力搂了她一下后就分开了。

威尔曼戴上帽子，提起行李，离开的时候回头看了她一眼。

“再见，劳拉，我最好的姐姐。”

少年威尔曼离开了，即将从海德堡奔向柏林，去奔赴他内心所希冀的“帝国梦”。

留在原地的劳拉仍处于茫然状态，她的脑子一团乱糟，她刚才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经过大脑的，就像是身体完全不受控制了似的。

劳拉分不清自己是在睡梦中还是现实里。

她用力掐了一把自己，疼，非常疼。但这还不够，她环顾四周，完全陌生的景象，她的视线落在一个半掩的小门上，她走过去，一把推开门，对上门后的镜子。

镜子里是个女青年的模样，约莫二十出头，同样是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嘴唇薄削，戴着一副细边框眼镜，是个气质冷淡的美人，但从刚才的反应来看，她大概率是个宠弟狂魔。

劳拉怔住了，这确实是她的脸，却是十多年前的自己，年轻、骄傲，意气风发。

可是三十四岁的劳拉没有叫威尔曼的弟弟，更没有一个在海德堡的家，她一个人住在芝加哥市中心的公寓里，每年圣诞节，在大街小巷都唱着“Jingle Bell”时，她独自驾车行驶在去往郊区公墓的路上。

她总是想，总有一天我也会长眠于此，但到了那天，又有谁能为我掩埋尸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