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这么久，江本依然清楚地记得与松田的第一次见面。那时他已经被降级处罚，被指派到新宿警署支援一桩爆炸案。一家只对日本人开放的、名叫“卡萨布兰卡”的俱乐部在不久前发生了爆炸，一共死了两个人，一个叫做“小茉莉花”的爱沙尼亚女孩，一个波兰女孩。她们都是持旅游签证在日本工作，租住在一栋外国人公寓里。

这个案件的紧要性立刻被降了级，只有一名姓今村的新宿警察能给江本一点微小的支持。甚至连“卡萨布兰卡”的老板也开始不耐烦，迫不及待地恢复了营业。

在案发的一个月后，江本在新宿警署大楼外的自动贩卖机处买饮料时，松田阵平用一种自然而利落的态度过来询问案子的进度。他向江本出示了自己的证件，“那个案子里的爆/炸物是由我来做处理的。”

江本很诧异居然还有人关注这起案子，毕竟死者是两名非法从事风俗业的外籍女性，如果不是她们当场死亡，整件事情甚至可能不会立案，如果她们还活着并提起诉讼，当局就会立即以违反签证规定为由将她们强行驱逐出境。

许多人都不会意识到，在这片逍遥自在的土地上，法律是按照国籍、职业、价值、肤色和性别来区别对待的。甚至是发生凶杀案的时候，无论性质如何都会引起全民关注，但如果受害者是中国人、暴力社团成员、妓/女、无家可归者或非白种外国人的话，新闻价值就会减半。

而这已经形成了警察内部的惯例，人们甚至习惯了歌舞伎町每时每刻都有人遇害或者受伤，甚至是记者也都知道，管区警方自己解决的问题能上地方版就已经够走运了。

但江本并不是这样的，就像他在被主任瞪视，冲他叫嚷“你打算一辈子都干小刑事吗”之后，大声回答的那样——“我不希望向任何人耀武扬威，就算是面对小流氓混混，我都会采取尊重的态度。我这种个性改变不了，只要认为不对，即使是警视总监，我照样不怕得罪他，因为我只会走正确的路。我并不希望你能了解，但请别再管我的事！”——他就是这么固执、一意孤行地在警察的道路上行走着，即便所要面对的，只是两个在大众面前无足轻重的妓/女。

在那之后又过了两个月，案子终于告破，在这期间松田阵平为他提供的□□证据居功甚伟。离开新宿警署回到樱田门以后，江本又在案发处遇上过松田两次，他注意到这个青年人总是穿着黑色的西装，毫不介意他人的眼光。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分给了这个年轻人一支绿福，江本习惯用火柴点烟，那天风很大，他们圈起手掌点火，换着角度掩了一会儿，才成功点燃起来。

“成为刑警有什么不同吗？”松田阵平不怎么爱说话，他总是发着短信，手指在键盘上按个不停。

这天的案发现场在一片水边，鞋子踏过硬邦邦的土地嘎吱作响，人走过后被碾过的茅草就重新直立起来。时间还很早，雾气低悬在山野上。江本想了想，“没有什么不同，刑警也只是在永远追捕着猎物。”

锁定目标、追捕、使其认罪。如此周而复始的每一天，这就是刑警的生活。透过小说、电视剧或纪录片，任谁都不会认为“刑警”是什么轻松的工作，而被这样的认知固定住后，仿佛现实生活中的辛苦、烦恼与悲哀全部都可以掩盖在“刑警”这个面具下，只顾着狩猎的的乐趣，不断被染上刑警的颜色。但如果一味以此为乐是要付出代价的，当有一天要脱下刑警的面具，或许只会留下事实在心中的扭曲记忆。

江本敏感地意识到，松田阵平正在对一个新的领域跃跃欲试。他不像那种被狩猎迷惑的年轻人，他的一切色彩都是内敛而沉静的，唯有那双眼总是燃着火焰，仿佛是一株正在蓄力的劲草，随时可以为了一束光而泯灭。

那天在回去的路上，松田阵平突然对江本说，“我同意你说的那句话。”

他指的是江本冲上司喊的那句——“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在自己短暂的人生之中，面对遇见的每一件事，都能够完全明辨黑白，只是这样而已，请别再打扰我。”

在那之后的七个月，松田阵平在经历多次申请后被调入搜查一课，仅仅入职一周，就因阻止特大爆炸案而殉职。

时光不曾因为任何人而停驻，普遍的麻木不仁造就了太多幸福的人，只有很少的一些人，他们还会记得那些不幸，就像有个拿锤子的人经常敲敲他们的门，一遍又一遍提醒他们想起已经过去的事。

在被潮崎久世念出“松田阵平”的名字勾起了回忆之后，江本又继续迎来了新的岁月。45岁这一年，一月份他和妻子一起参拜了日本桥附近蛎壳町的水天宫，祈祷侄女能平安分娩；梅雨季节到来前的一个炎热夜晚，他和朋友在银座松坂屋的屋顶啤酒花园庆祝生日；八月，他被殴打后查出了癌症......这世上总是喜忧参半，不论怎么幸福，灾难迟早还是会降临，而后又会迎来短暂的风平浪静。

通子还在厨房里忙碌着，这栋差不多和江本年龄一样大的房子格局局促，住起来并不舒服，但所有人都习惯了住在这里，甚至是潮崎久世。他喜爱落地窗外狭窄的庭院，以及那棵植下十余年依然细瘦的梅树，虽说如此孱弱，但每年春天都会开出鲜艳得让人赞叹不已的梅花。

这会儿他正惬意地坐在榻榻米上，用一种亲近的血缘亲戚才会有的态度吃着蜜渍红豆，无论是瞥来的眼神还是动作，都显得亲昵而自然。

江本和通子结婚以后一直没有生育，虽然通子从未提起，但江本有时也会扪心自问，是否对妻子有所亏欠。如果潮崎久世身后没有那些黑色的影子，或许他能够更加毫无芥蒂地将他当做自己的子侄。

就这么稍微出神片刻，江本才意识到潮崎久世正在对他说话，他思索了一会：“埋在哪里？总之不要埋在仙寿院就好，万一变成幽灵遇上负责千驮谷隧道交通的同事，那真是太尴尬了。”

昭和三十九年（1964年），东京为了举办奥运会大兴土木，千驮谷隧道也是在那个时候建成的。因为是把仙寿院的墓地下方打穿通行，入口处又有很多郁郁葱葱的爬山虎，于是时常有幽灵从隧道顶倒掉下来，或者从墙壁里伸出手的灵异故事。

潮崎久世完全没有料到他会这么说，笑得简直要拿不住碗，勺子在嘴角留下一点褐色的糖渍，活像个可爱的女学生。通子在这个时候喊他们吃饭，桌上已经摆好了卡式炉，牛肉、豆腐、鸡蛋和时蔬都一一放在锅边。

出身长野轻井泽的通子擅长做各式各样的蔬菜，除了寿喜锅外，她还做了苹果蔬菜沙拉，把苹果、莴苣切成丁，和磨碎的薯类合在一起，加入蛋黄酱，配着莴苣的绿叶一起吃。江本没有同她说过对潮崎久世的怀疑，她只把他当做阿德尔斯坦那样年轻人来看待，用一种膝下空空的年长女性的温柔去对待他。

江本观察到潮崎似乎很喜欢被这样对待，他猜测潮崎或许曾经有过类似的女性长辈。每次想到这里，他都会忍不住嘲笑自己这狩猎的习惯。

他们一起吃了饭，然后读报纸。江本不再会犯那种错误，即便当时除了那句话之外他什么都没说。他们一起读一些安全的社会新闻，昨天的新闻头版是“赤鬼村火祭杀人事件”，其中的主角是最近声名鹊起的私人侦探毛利小五郎。整个报道猎奇而不可思议，读起来仿佛是岛田庄司或者绫辻行人的短篇小说。

“我打包票这一定不是从广报室拿到的资料。”江本一边翻报纸一边嘟囔。

大部分情况是，一般由警方先向记者俱乐部说明案发内容，各家媒体按照警方要求，以新闻资料作为客观材料刊登报道。

东京都警视厅发布的新闻资料总是少得可怜，警方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们不得不想出一千种办法从警察和线人的嘴里套取情报。

江本丢开这份报纸，把一份上个月发行的《日卖新闻》塞到潮崎久世手中：“你该看看这个。”

这是一篇关于人口贩运的报道。六本木一家名叫“爱”的俱乐部通过从海外招募妇女，让她们从事妓/女的工作。这些女孩全部都是持旅游签证来到日本，到达后就被强行收缴了护照。俱乐部的老板威胁她们，告诉她们是在非法工作，所以只能为他工作，因为他是合法的。她们每天要上九个小时的班，收入的四分之三会被拿走。有个韩国女孩在工作过程中惨遭顾客殴打，那个人在她的乳/房上捻灭烟头，她还被传染了艾/滋/病。一个波兰的女孩被手段残忍地对待，结果不得不做了手术。

只有很少的女孩有勇气报警，但她们大多数都不懂日语，也不知道伤害自己的人究竟是谁，或者被关在什么地方。搜查科想要负责这件事就需要申请国际犯罪对策科做后援，而他们并不怎么愿意参与到低级别的卖/淫搜查活动中。一旦涉及到过多的时间、后勤、预算、人员和语言问题，案件往往不了了之，而当俱乐部的老板被拘捕后，她们就会以违反签证规定的罪名被驱逐出境。

很多人会回避这样的案件，认为这只是在一个世界最安全的国度里发生的有点畸形的犯罪事件。而且会有人评论说是这些女孩压根不值得同情，想着一个晚上躺着赚上两三千美金，结果发现自己赚不到那么多钱，这根本不是犯罪。

这篇报道是一个名叫“杰克·阿德尔斯坦”的记者撰写的，在互联网上发布引起轰动后才由日卖新闻在副刊转载。而转载的原因是因为在去年6月，美国□□把日本放上了解决人口贩运问题最差国家的观察名单。直到今年的1月份，日本警视厅才发布了一份关于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所做的建树的报告。

潮崎久世读完了全部报道，又翻回去看作者，确信曾在好几篇关于黑/道的报道上看过这个名字。他抬起头，像是盯着什么不怀好意的黑心商人那样：“你想让我庇护他吗？”

“不，”江本从容地把报纸都折叠起来：“这小子很聪明，守口如瓶，还是个美/国/犹/太人，不会有什么事，况且警察也在一直看着他呢。”

潮崎久世盯着江本，感觉自己完全被这个老警察拿捏住了，就像在兄弟间粉饰太平的老父亲，他并不是那么生气地气呼呼地说，“那我就等着他被沉到东京湾里去吧。”